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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巴文学作品展 | 《我与镇巴县文化馆的“文缘”》

2025-06-09 12:49:44 407


《我与镇巴县文化馆的“文缘”》



 作者:张坤平
文化馆,在我少年的心事里,是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不仅座落在县城,而且有丰富的报刊图书,还聚集了一批文艺方面的人才。要是能在文化馆做事,或者能认识文化馆的老师,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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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夏天,我中考过了录取分数线,招生办通知到城里体检。走时,母亲给了我了5块钱,叮嘱我体检完了就回去,不可在路途耽搁。我的老家在平安,那时虽通了公路,但路况不好,晴通雨阻,根本没有班车。我只能步行进城,从老家出发,沿楮河而下,过大河垭,翻星子山,穿小洋,快日落时分才到达。为了节省费用,我住在国营旅社的地下一层大屋子里,里面是通铺,5角钱一晚上。因有些疲倦,我早早睡下了。一觉醒来,天还没有全黑,我就穿上衣服出来逛街。出了旅社大门,朝北走,没走多远,就见右边靠山边有一栋房子,三层,青砖白墙,宽阔的阳台形成走廊,一排排花盆绿草如茵。靠北的墙缘竖写着“镇巴县文化馆”几个字,字体遒劲,通体饱满,与楼上的通明灯火相映衬。原来这就是我心慕已久的县文化馆。我足足站了五分钟,直到腿有些酸软才离开。
第二天,我就由文教组专干张友发老师带着我们到县医院体检。我的体检很顺利,除血压稍低外,没有其他毛病。一个上午就结束了。下午没事,想回家但时间已来不及,只得再呆一天。因早晨体检,不准吃东西、喝水,这时已经饿得不行了,我就到国营食堂买了一碗饭吃。我数了数身上的钱,还剩3块。我就沿昨晚的路径朝北走。走到文化馆门前,门敞开着,有来来往往的人,有的手里夹着书,有的拿着报纸。我看了看四周,惶恐不安地走进门,见没有人阻挡,就大着胆子继续往前走。见还是没有人阻拦,我的胆儿更大了,直接走到了一楼,见门楣上的牌子写着“阅览室”三个字,大门敞开。我大着胆子走进阅览室,里面宽敞足足有一个教室那么大。墙壁有几个木隔子书架,放着一排排的书,屋子中间安放着六七张条桌,放着木椅子,分成两排。桌子上面摆放着一本本杂志。靠北有一个台阶,上面立着四个报架,铁夹子夹着一叠叠报纸挂在报架上, 随时可以取下来。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已经在里面阅读,我一下子放心了,这里肯定是敞开阅读,不收钱的。于是我就找了个靠窗户的位置迫不及待地准备阅读那难得一见的报刊。屋子里,安静得出奇,只有翻书声,屋外不时传来几声鸟叫,反增添了屋子的安静。桌上的杂志有厚有薄,有大有小,有宽有窄,不一而足,摆放整齐。有《人民文学》,有《当代》,还有《延河》,令人目不暇接。我决心利用这宝贵的下午饱读一番。我先取来《人民文学》,翻了翻,读到一篇小说《乡场上》,作者叫何士光,贵州作家。写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叫冯幺爸的在农家院子“乡场上”作证的故事,表现出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觉醒,故事紧凑,情节扣人心弦,人物个性独特鲜明,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
我一口气读完,有一种回肠荡气之感。写的是农村,写的是身边事,给我以深刻印象,从此我就对阅读小说产生了更浓的兴趣。我读杂志、翻书架、取报夹,想一下子把整个书报读完。但没有多久,就有一个女同志,进屋提醒大家:“时间到了,该下班了,明天再来看吧。”听到管理员的提醒,我舍不得走,想再磨一会儿。几个读书人陆续收拾东西离开。我见大家走得差不多了,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也收拾了一下纸笔,给管理员点了点头,依依不舍地走出阅览室。
走出来才发现,太阳已经过河,上了黑虎梁。我感到特别充实,特别兴奋,觉得自己一分钱没花就看了这么多书报,已经够幸运的了,遗憾的是里边的书报不能带走,我对那篇小说《乡场上》念念不忘,多想再读一遍啊。于是我就漫无目的的逛街。走了一阵,快到二旅社时,见门口有一报刊亭,摆放着不少书报。我赶紧走过去,恰好有那本《人民文学》,我毫不迟疑地花了一块钱买下了,带回旅社再细细阅读。
从此,我对文化馆有了更深的印记,文化馆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更加高大。觉得那里可以免费阅读,那里可以进入书的世界,那里还是心灵休憩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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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秋,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在家乡一所初级中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有一天,到城里开会,中午饭后我又到街上闲逛。走到体育场下边的一角,见水泥杆子贴着一张广告,上面毛笔字写着:“定于今天下午两点在县文化馆二楼举办文学讲座,特邀王吉明老师讲授朱自清《背影》,请各位文学爱好者前来听讲。”
我一想,有这等好事,既是讲《背影》,又是王老师讲,名作名师,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急忙请了假,不开会也要听讲座。快两点了,我提前赶到文化馆二楼,见大厅已经坐了不少人,专心等候。大厅有一个教室那样大,主席台上搭了张木桌,下面全是长条木椅,一张椅子上能坐四五个人,排成两排,中间有过道。文化馆的同志在前排张罗着。两点到了,只见王老师在几位老师的陪同下健步走上讲台,先站着给大家打了招呼,再稳稳坐下翻看讲稿。我这才近距离见到王老师,只见他的脸白皙,戴着黑边眼镜,目光炯炯,仿佛能看透一切。只是下巴有些短,向后凹着,但给人以疏朗、轻松感。主持人宣布讲座开始,王老师就摊开讲稿开讲了。
那时没有幻灯,凭口讲,讲稿就三四页。王老师先问大家读过《背影》没有。大家说读过。他就说:“读过我就放心了,只要对作品熟悉,我讲起来就省事多了。”大家会心一笑。这时,大厅已经挤满了人,有的人没有抢到座位,只好挨着窗户站着,个头高的还挡住了半扇窗。屋里弄得暗了不少,只好开灯。王老师从《背影》的背景讲起,讲了朱自清的生平,讲了朱自清的家庭情况,还讲了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粮的故事,还说了毛主席在自己文章中提到朱自清凛然气节的段落。接着他提出了这篇文章用“白描”的手法,写了自己与父亲分别的情景,表现出父子深深的感情。他把“白描”理解为“随意写,不修饰,不堆砌,有什么就写什么,看似平淡,实则深厚,就像流淌的水,也就是苏东坡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他讲得通俗易懂,浸透着对人生深刻的理解,更展现出对文学内涵的深刻把握。
文章分析完了,他又说了句话:“写文章,不管是白描也好,铺陈也好,这都是评论家总结出来的。作者写的时候没有想过用哪种方法。所以方法、技巧不是写好文章的关键,要写好文章,取决于作者的情感积累的程度和思想水平的高低。情感丰富了,就有推动力,思想水平高了就有统治力。”他说得真到位,我们不得不佩服,自发地鼓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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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就记住了“写文章写的思想水平”这句话,时时不忘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就这一篇文章,王老师从分析文章开始,讲到了写作的要领,又讲了欣赏、写作散文的深刻道理,不知学觉间,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以“朱自清北去上学了,他父亲也返回老家了,留下的‘背影’铭刻在我们心中了。那么我们该结束今天的讲座了,我还得回学校上课了。”说着站起来向大家颔首致意。大家站起来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也想握手告别。但主持人说:“今天王老师确实忙,课往后推了才来到这里讲的。不要紧,今后我们还要举办这样的讲座,大家还有机会听到像王老师这样的名师给大家讲课的。”我们听了有了一丝安慰,就把椅子搭好,收拾好东西陆陆续续走出大厅。
我最后才走出来,一边想着王老师的讲课,一边又在外边转了转,再看看文化馆的陈设、布置,也想到一楼阅览室再看看书。虽然没有与王老师直接接触,但从他的讲课中我已经领略到他作为名师的风采,从中品尝到了文学欣赏和散文写作的真味。
1989年秋,我调到县教研室工作,当了一名教研员。教研室主任先后有陶民中老师和赵世康老师,他们都是我一生中最敬佩、最爱戴的名师,他们与文化馆经常开展文化交流,鼓励我们多到文化馆学习。那时文化馆有一名版画老师叫杜玉琦,他的爱人曾定芳在教研室工作。因这层关系,杜老师经常到教研室来玩,久而久之,我们就稔熟了。有一次,杜老师让我到文化馆去欣赏他的版画。我求之不得,版画于我虽不大懂,但作为艺术总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我轻车熟路到了文化馆杜老师的工作室,才发现进入了一个艺术的世界。屋子不大,是将办公室改造而成,墙边、窗台、桌椅都放着版画作品。大多用木刻,也有五六幅用石刻。有的正在雕刻,有的已经刻好正用纸拓印。其题材有红军故事、家庭故事,还有学校故事,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多用直线,黑白分明,给人以强烈感染。杜老师给我讲了许多版画创作方面的心得,特别是在题材选择、画面布局、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要领,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没有想到镇巴还有这样的奇人,还有这样的艺术家,能创作出这样多的版画作品。我就经常在烈士陵园、街头、学校见到杜老师的版画作品展。后来杜老师夫妇调到宝鸡去了,再没有联系过。我几次到宝鸡开会试图联系,但一直未能如愿。
文化馆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标识。它既是文艺创作的基地,又是文艺队伍训练的营地。镇巴县文化馆既出人才又出作品,为镇巴创建全国文化先进县出了大力。一部《镇巴民歌总汇》集镇巴民歌大成,为镇巴民歌的搜集、整理、面世立下了汗马功劳。包括刘德寿、郝明森、田洪涛等一干文化人,在文艺创作和宣传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与镇巴县文化馆幸运地结下了深深的“文缘”。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因与文化馆说巧也不巧的联系、接触、请教,学到许多东西,受到了文化熏陶,让我终身受益,让我感激不尽。近日,县文化馆馆长给我来电,想让我给镇巴民间文艺爱好者讲一点文化政策理论方面的课,让我受宠若惊。我欣然应允,看来我与文化馆的文缘还得续下去。(作者单位:镇巴县作家协会)


来源:镇巴县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