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我有幸考上陕西省城固师范学校，成了一名师范生，也就是后来习称的中师生。我之所以没有考大学，而考中师，原因在于我读的高中在乡下，缺老师，老师上课东拼西凑，更要命的是将英语课砍了，英语只上到高一第一学期，就停下了。整整缺一门课没有学，怎么考大学呢。于是我们只有考中专，稳当，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时中专毕业也包分配，只要顺利上完学，工作没有问题。一个农村孩子考上中专，远近闻名，亲朋把自己当成了宝贝，大娘、大嫂们见了，都说：“这娃儿吃上轻省饭了，将来拿工资，一家人就翻身了。”不时投来羡慕与赞许，自己觉得荣耀。我上师范时还不满18周岁，还是懵懵懂懂的，加之从山沟里走出来，直接到平原大坝，一下有些晕了眼。但到了学校，才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土包子。记得第一次上音乐课，老师让我们到琴房里去，进去发现里面摆放着数十架脚踏琴，别的学生端坐琴跟前，伸开指头随意拨弄，弹压，就流泻出一串音符，好听极了。但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东西，别说去按，就是朝跟前走都不敢挪步。在老师一再催促下，才走过去，憋着气去按那一排黑白相间的琴键，竟也发出一串好听的声音。就这样，起码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适应这里的环境和生活。
想不到开学第一件事是参加劳动，老师告诉我们到秦家坝种花生。我们全班由班主任带领，坐大巴去。到了江边一块花生地，那地是肥地，疏松，土脚又深，刨土、挖地窝子非常简单。当地农户给我们提供锄头、木桶等用具。我奇怪他们使用的锄头与我们老家不一样。老家的锄头是弯的，也就是说锄柄与锄把呈锐角，即小于60度。而秦家坝这儿的锄头接近90度，几乎是直角。原来我们老家耕的是陡坡地，人要弯着腰才能锄地，所以锄头是弯的。而秦家坝这一带是汉江平原，地是平的，人得站着锄地，所以锄头夹角是直角，站着就把活干完了，多幸福。而在我们山区，站着干活是偷懒的表现，为人所不耻。这给我极深刻印象。我干的是老实活，就拿上木桶去挑稀粪。但我有些放不下身段，把自己在家干活的那股气势没有拿出来，反而变得别扭。老师就抢过桶来，自己干。这把我搞得非常尴尬。我对自己实在不满意，表现不出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的主张。这次劳动使我认识到了山区与平原之间的差别，觉得平原地带的人真幸福，干活就这么轻松，还能种花生，这肯定比种土豆更赚钱。 上了一段时间的学，遇到第二件事，还是劳动。当时，学校在校内安排由学生干活，给各班划分了任务，主要是清除地面土石。学校要扩建，推倒了一些临时建筑，地面留下大量垃圾，包括石头、夯土，还有一些砖块。我们班分在校内中央的一个断垣处，下面还有堵墙没有被推土机推走，更有若干大石头，工作难度大。我们清理时是徒手，蹲下去拣石块，搬砖块，还要刨土。但大家干劲十足，拣的拣，搬的搬，运的运，因活儿太重又脏，没有让女同学干。没想到，干着干着，那堵墙突然倒下来，边角恰好砸在劳动委员龚永乐的手指上，将食指头给砸破了，流了一大摊血。我们几个同学赶紧扶起他，用衣角包住伤口，立即朝医院送。出校门时没有车，我们就把本地一个同学的自行车找来，让龚永乐坐在自行车上，朝医院飞奔。好在医院不远，送得及时，中间耽搁不到20分钟，得到及时包扎。这时班主任老师也来了，看了看伤情，慰问了一番，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留下照顾。休养了一周，龚永乐痊愈了，回到了教室。20多年后，龚永乐来到镇巴，见面后我先看他手指伤情。他伸出来，比划了下，无关大碍，只是觉得稍短了些。我们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觉感慨万千。觉得那时劳动太频繁，当学生真是不易。
劳动不仅使我们锻炼了体魄，更磨炼了意志，使我的身体能应付各种繁重的学习任务。才到城师，还带着中学时代的学习风格，做题，苦读，钻图书馆，没别的爱好，很土。但学校安排的课程特别丰富。主课有《哲学》《文选》《数学》《物理》《化学》等，副课有《体育》《音乐》《美术》，还开设的有《人口理论》《书法》课，算起来有近20门。因为毕业要当老师，当老师就得有“有一桶水”，所以强调知识一定要丰富，任何课程都不能拉下，保证将来要拉得出来，站得上去。且学校由学生会主持开办了各种社团，包括文学、音乐、美术、书法、舞蹈，等等，应有尽有，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一个社团，以增加课外知识，提高技能，做好当老师的准备。我们从山沟里来的孩子，看到这些真是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但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不服输的精神，凭着要活得有点尊严的人生法则，扎实学好每一门课，还参加两三个社团，自己给自己加码。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那一伙人常常与考上大学的同龄人见面、走访，聊天，看到他们那种真正天之骄子的神情，我们有些不服但也无可奈何，于是每个同学就把这种不服化为自信自立自强的行动。班上几乎一半的同学参加了各类大学课程函授、刊授。我报的是《黑龙江青年》杂志开设的汉语言文学刊授课，杂志社还寄来了教材，还在杂志上定期推出辅导材料。就这样，我用课余硬啃了《古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等规定的课程，通过了测试，最后拿到了“毕业证书”。虽然这证书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它是我学习的证明。在学习这些课程中，我不停地写稿，立志当一名文学青年，给广播站投稿，给报社投稿，但大多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只有一篇文章，记得叫《诗与国运》，是一篇诗评，被《衮雪》刊用，令我兴奋了一个星期，不停地传给同学和家人看。
当老师是要站讲台的。早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当老师，还要站在几十名学生面前说话，演算，示范。当时连与别人说话就说不出口，怎么能当老师呢。课堂上，一想到要站讲台，心里就发慌，腿都发抖。但经过课堂学习，经过老师的特别引导，经过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自己也有所改变，也能够与别人交流，也敢当众讲话。特别是到了最后一学期，到附近小学实习，经过了一番准备，大着胆子上了讲台。一开口竟然说得很流利。这一下不可收拾，第一堂课下来还心有余悸，第二堂下来就有些放开了，第三堂课下来就有点游刃有余了。最后竟然还当了实习小组的组长，对当教师开始有了信心。从学脚踏琴时的胆怯到教育实习的费劲，我觉得农村孩子不是没有天赋，而是农村特殊的环境没有进行早期开发，这“笨”不是天生的，而是累积和滞后的结果。只不过后来要进行重新发掘和塑造得费更大的力气，下更大的工夫。中师毕业了，我分配到家乡一所初中学校任教。学校有300多个学生，而教师只有15人，师资严重缺乏。我到了学校后，校长让我教语文，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没有二话。开头我以为，就教语文，单纯、专一，也好安排。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一旦其他教师缺了，课没人上了，那就马上补上。所以我教过音乐，教过体育，还教过历史、地理。此时我才感激上师范时，那种“一桶水”的追求，我感激学过的每一门课程，参加的每一项活动，感激那些不停地“逼”我的老师。正因为我学过，不陌生，所以接到了代课任务我只要看看教材，读读参考资料，就能备课，就能上讲台。就这样，我在家乡初中学校教了5年，最后又调到县教研室工作，继续钻研语文教学，还取得了一些小成绩。
我在与中师生同僚的交流中得知，毕业的同学有教小学的，有教初中的，也有教高中的。无论在哪个段，无论哪门课都能承担，且教得远近闻名。有的还当上了校长，教务主任；有的还当上了名师，大多成了学校的中坚和台柱子，为教学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大多数人从苦境中走来，从苦学中走来，在牢固的学习基础上又进行严格的通识教育，进入工作环境之后能够应付各种挑战。从上世纪80年代初算起，第一代中师生已经过去了40年。这一代中师生恰好与改革开放新时期重合，正是在国家百业待兴中发挥了负重和奠基的作用。现在他们陆续退休，走下了教育舞台，离开了教育阵地。但我坚信，教育的长河有他们扑腾的浪花，有他们搏击的身影，有他们留下的痕迹。我也坚信，他们不会湮灭在岁月的风尘，而会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作者单位：镇巴县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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