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像
徐渭一生坎坷，曾八试举业，却屡试屡败，因此失意穷志，以致狂放不羁，欲死不能，无意中却成就了他的人生本色，成为艺术史上一位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奇才、畸才。虽然徐渭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其晚年并未享受到自己绝伦艺术带来的尊崇和福祉，终究是穷愁潦倒，凄然离开人世。直到五六年后，由于袁宏道的钦赏和宣扬，他的艺术身价才骤然上升，以至于“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
晚明时期的艺术生态，是中国艺术发展史上风格多变、思潮多向的典型。启功曾说：“世事迁流，书风递变。晚明大手笔，亦常见石破天惊之作。”徐渭正是此中之佼佼者。徐渭于诗文书画、戏曲兵法等领域皆有较高成就，并出入三教，精于音律，专于史志，旁及医术、对联、灯谜、制茶、酿酒、剑法之事。直至今日，我们仍可从他独特的作品中，寻绎出不竭的艺术创作灵感。徐渭的艺术创作，始终贯穿着生命的反省和个性的思考，总的说来，其风格是反规矩而非反传统的，是反模拟而非反学古的，是纯真本色与狂放性情的融合。
明 徐渭 榴实图
欣赏徐渭的书法艺术，从中可以感知其“真我”与“本色”的表露，悲怆与凄凉的释放，狂狷与畸情的张扬。明代书论家项穆在论及书法“形质”关系时认为：
人之所禀，上下不齐，性赋相同，气习多异，不过曰中行，曰狂，曰狷而已。
如果把徐渭书法置入中国书法风格史中来看，当属“狂者”一路。他“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语中不乏自信与任性。徐渭尤其对草书情有独钟，自称“余书多草工”。若无真切体证书法之道，难出此语。综观徐渭的行、草二体书法，当以草书最为自我。点画狼藉，横涂纵抹，自成一家，用大写意的画法来表现草书。后人赞其书法，也多以此风格为重。陶望龄说他“于行草书尤精奇伟杰”。钱谦益也认为其草书“奇伟奔放”。草书，可以说是中国书法艺术表现主义的最佳形式。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这样描绘张旭的书法：“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乃因草书可以更自由地表露书家的心境和理念。
徐渭 草书杜甫《赠花卿》
徐渭与“书圣”王羲之同为山阴人，他十分仰慕王羲之，对其法帖心追手摹，但是我们在徐渭的书法作品中，却很少看到王系书风的趣味，反而更多地感觉到米芾的影子。如其较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煎茶七类》卷、《青天歌》卷、《题墨葡萄诗》、《女芙馆十咏》等，即是很好的例证。徐渭在《书米南宫墨迹》跋语中说：
阅米南宫书多矣，潇散爽逸，无过此帖，辟之朔漠万马，骅骝独先。
推崇之意，溢于言表。而苏轼则这样评价米芾的书法：“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锺（繇）、王（羲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艺术精神，古今一系。徐渭与古为朋，同发一气，其语正与东坡之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渭 草书七言诗
在书法理论方面，徐渭也卓有建树。陶望龄说他“论书主于用笔，大概仿诸米氏”，其实并未能概其全。徐渭的书论，仍有其独到的观照视角。除陶氏所言“主于用笔”之外，更在书法的个性、格调、前途等诸多方面都有独特见解。其书法论著主要有《玄抄类摘》传《笔玄要旨》以及散见于诗文中的一些关于书法的论述。他的书法观，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徐渭 行书群望诗
第一，用笔：“心手尽之”。笔法历来为学书之根基，徐渭对执笔之法非常考究。他认为：
执管之法，须执管于大指中节之前，不得当节，以碍其运动，须要居于动静之际。——书法所云，拓大指法，大约当以笔在纸端，运动适意，则腾跃顿挫，生意出焉。若当节则掌握如枢，每每不得自由，转动必碍，凡回旋处多成棱角，笔死矣，安望字之生动乎？
又说：
大要执之虽紧，运之须活，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故执之在手，手不主运，运之在腕，腕不知执，执虽期于重稳，用必在于轻便。然而轻则须沉，便则须涩。其道以藏锋为主，若不涩，则险劲之气无由而生。至于太轻不沉，则成浮滑，浮滑则俗。
徐渭 草书唐岑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
如此细腻的阐述，并不亚于古代名家，说明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他都有独到的艺术性感悟，这促成他在书法创作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理性自觉支撑下的感性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下面一段精彩之论：
自执笔至书功，手也，自书致至书丹法，心也，书原目也，书评口也。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书旨，云有自蛇斗、若舞剑器、若担夫争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观雷大简云，听江声而笔法进，然后知向所云蛇斗等，非点画字形，乃是运笔。知此则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一以贯之而无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钗股，印印泥，锥画沙，乃是点画形象，然非妙于手运，亦无从臻此。以此知书心手尽之矣。
由悟执笔与运笔之趣，而臻得用笔之境，这也是书法从初学至创作、从模仿到自我的心路历程。
明 徐渭 草書白燕詩全卷 紙本水墨 紹興考古研究所藏
第二，临摹：“真我面目”。临摹是学习书法的入门之始。徐渭主张临摹时，并不一定得惟妙惟肖，锱铢必较。他指出：
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己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这是说艺术创作要有“真面目”或“己意”，才可为“高手”，亦步亦趋，人云亦云，无自己个性的东西，生命力难以持久。当然，这种批评与当时复古余风尚未荡尽之背景有关。然而，徐渭已非常清醒地看到艺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徐渭 蕉石图 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藏
第三，创作：“出己”“天成”。与“真面目”或“己意”主张一脉相承的，徐渭十分强调“天成”。他说：
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则始于学，终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于人也。敝莫敝于不出乎己而由乎人；尤莫敝于罔乎人而诡乎己之所出。凡事莫不尔，而奚独于书乎哉？近世书者阏绝笔性，诡其道以为独出乎己，用盗世名，其于点画漫不省为何物，求其仿迹古先以几所谓由乎人者，己绝不得，况望其天成者哉！
针砭时弊，性情直率，书法缺乏个性自由，不能不激其挞伐之意气。这段文字，正是来自于艺坛复古风气桎梏创造力这一深刻背景。与此同时，徐渭还强调作品的“生意”，他从书法技法因素引喻书法意蕴，认为“盖详于肉而略于骨，辟如折枝海棠，不连铁干，添妆则可，生意却亏”。此论也恰与东坡“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能成书”之主张契合。
第四，风格：“高书”出俗。对于世人慕求婉约流媚，风骚艳丽的书法趣味，徐渭深不以为然，他一反常见，时爆惊人之语：“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诚然，艺术之为艺术，不能仅有平面感受就够了。徐渭直率批评书坛的沉闷流俗说：
是辈者起，倡率后生，背弃先进，往往谓张东海乃是俗笔。厌家鸡，逐野鸡，岂直野鸡哉！盖蜗蚓之死者耳！噫，可笑也！
可痛也！以余所谓东海翁善学而天成者，世谓其似怀素，特举一节耳，岂真知翁者哉！余往年过南安，南安其出守地也，有《东山流觞处草》《铁汉楼碑》，皆翁遗墨，而书金莲寺中者十余壁，具数种法，皆臻神妙，近世名书所未尝有也。乃今复得睹是草于门人陆子所，余有感于诡者之敝之妄议，因忆往时所见之奇之有似于此书也，而为叙之如此。忆世事之敝，岂直一书哉！岂直一书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