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身体的简单动作或姿势往往具有符号化的象征意义，传递着思想，承载着人类的文明与历史。在早期人类的绘画中，尽管他们无法精确描绘人体结构，但他们运用简洁的肢体动作和器物符号，记录日常生活，表达对神灵的敬畏。这种表达方式在高度符号化与系统化之后，演变成了文字，成为“文学”的基本单元，也是构成“视觉传达”的最小单位。

“观书之姿”是指古人阅读的姿态。“观书之姿——中国历代读书姿态文化艺术展”通过历代读书图，意在展示不同历史背景下古人的阅读场景。展览借助砖石、绢布和纸张上的绘画重现古代阅读画面，使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历代古人阅读的场景，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居无室庐，幕天席地”、“扶案雅赏应书香”与“偷得浮生半日闲”。借助“阅读姿势”为基本切入点，通过历代绘画展现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的变迁，揭示了古人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阅读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居无室庐，幕天席地

——五代之前的读书之姿

在汉代画像石中的图像中，关于阅读的姿势基本上为坐姿。汉代以前的坐姿，包括蹲踞、箕踞、坐（即跪坐）、跽、跪、拜等，除了蹲踞与箕踞之外，其它四种坐姿均以双膝触地为基本特征，为礼仪范畴内的姿势，为贵族所专有，几乎与平民阶层无关。加之，贵族对于教育的垄断，读书也被纳入知礼、入仕的范畴之内，读书之姿也成为了对于知识尊重的一种体现。

于是，“正坐”成为了中国古代早期的观书之姿。正坐，又称之为安坐，是贵族社会圈内的体面性坐姿，用于日常生活、会客、宴饮仪式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受到诸多的规范与约束。自周代一直到两汉社会，“正坐”作为一种上层社会基本的坐姿保留的时间相当长。

正坐其实源于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是三代时便有的一种祭祀祖先的仪式。所谓的“尸”便是活人扮作的祖先神灵，尸祭即设尸祭祀。《礼记·曾子问》：“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从文字中便能看出，尸祭是一种以子孙象征祖先神灵，以便使祭祀者心有所系，来祭祀、怀念祖先神灵的模拟性祭祀仪式。被选作祖先神灵象征的人一定要呈现安详而又庄严神圣的坐姿，不能随意为之。

在汉代画像砖图像中，“正坐”姿势也代表着身份与地位，例如这幅《观刺交谈图》。四个佩戴平上帻、身着广袖博衣的男子栩栩如生地刻画其中。中央横陈一张几案，案上摆放着一个方形的笥盒。几案的右侧，一只大狗和两只小狗欢快地嬉戏奔跑。几案后方，两位男子并肩而坐，其中一位手持物品，形态似为刺，正在观摩并指导；另一位则扭头向后，右手向前指着。左侧的两名男子恭敬地立于几案前：前者左手握着一盏圆盘灯，左手挡风，似乎为座上之人照明并交谈；后者则双手置于胸前，做出谈话时比划手势的样子。画面的中心围绕着这位正坐读“刺”的男子，这里的“刺”，指的是古代的名帖。

在《西王母讲经图》这幅作品中，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姿态。一种是西王母安坐的姿态，另一种是习经者跪拜的姿态。

西王母端坐于席上，神态庄重，尽显她在道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习经者则跪拜在西王母面前，恭敬地聆听她的教诲。汉人追求长生，他们对长生药的渴求以及对西王母的敬仰，通过这一画面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画作中的神兽生动逼真，它们环绕在西王母周围，进一步强化了画面的神秘氛围，象征着西王母的权威和神力。席子和三足凭几的细腻描绘，无疑再次凸显了中心人物的地位和重要性。

《庠序画像砖》展现了东汉时期开学的场景，画面呈现一长廊式房舍，左侧有一门。房内设置长席，席上分坐六人，皆头戴冠冕，身着袍服。左侧三人，其中二人并坐交谈，一人手持牍卷待命。右侧三人，一人手势生动正在讲解，一人端坐静听，另一人专注于手中之物。长席前摆放着简牍的几案，中央有一小盂盛水。画面下部三人，皆佩戴帻（汉代头巾），两人手持牍卷等待，一人握长竿。这里一人单独设立了一个席位，大抵是因为其是年长者。

庠序是汉代地方设立的教育机构。《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三年设立学官，郡国设学，县、道、邑、侯国设校，学校配备经师一人。乡设庠，聚设序。序、庠各置《孝经》师一人。

《儒生捧卷阅读图》画面精心描绘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场景，以及孔子弟子虔诚拜见项橐的情境。画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生动地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学子们认真读书的姿态，展现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同时，画面中“悬书于梁”的细节，也精准地呈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书籍的保管方式，为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

画面展示了一座回廊式屋室内，左侧席上端坐一位戴冠、身着宽袖长服的长者，右手微抬，正在接受拜谒。他的左侧摆放着一案，案上堆放着经书简册。屋内左侧有四人，衣着整齐，拱手跪拜，最后一人身旁也有一案，案上同样置有经书简册。

《商山四皓图卷》描绘了想象中的“商山四皓”归隐的场景。所谓的“商山四皓”指的是秦朝的四位博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