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镇流行的秦腔，按照其支脉称之为“西路秦腔”或者“西府秦腔”。西路秦腔的流行覆盖到甘肃、宁夏、青海，带有浓郁的关陇地域特色。由于秦腔在西府一带深受群众喜爱，涌现了诸多有影响力的戏班，据地方文史方家胥鼎先生考证，仅清末民初虢镇一带的戏班就多达二十三家之多。清道光年间（1821--1850）虢镇西堡田某创办的“义兴班”，俗称田家戏，系西路秦腔四大班之一，一直兴盛至民国初期方告解散；清咸丰十一年（1861）虢镇阁底堡王炳创办的“聚顺社”，俗称王家戏，系西路秦腔四大班之一；清同治年间天王伐鱼村金北瓜（艺名）创办的“祥瑞班”、清光绪年间（1875--1908）宝鸡益门镇任家创办的“任明班”，都是清代虢镇周边很有影响力的戏班。到了民国时期，“张万班”“安正班”“鸣盛社”“刘顺班”“蔡家班”“德娃班”“高三多班”“沙鐹班”“杨进士班”“兔儿家班”“芮家班”“香玲班”“蔺吉祥班”“红萝卜班”等诸多班社活跃在虢镇周边。

戏子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地位低下，属下作行当，虢镇民间有“一不学吹手、二不学戏，三不学待诏把头剃”的顺口溜，这些世俗偏见丝毫不影响民间士农工商一应人士对戏曲名角的追捧。西府人喜爱秦腔与明代戏剧家、文学家康海对秦腔的推崇分不开。康海，武功人，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八年，后因刘瑾案株连，被削职为民。康海回乡后组建的康家戏班对秦腔的弘扬和传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贵为状元郎也登台唱戏，何况寻常梨园子弟，虢镇人给了戏子中的名角莫大的荣誉和尊崇。到了民国年间，秦腔角儿们更是人才辈出，“张班长、王班长、甲合、双钱、唐班长”就是久负盛名的一句顺口溜。张班长、王班长即岐山县的张德民、王彦魁，甲合，双钱，唐班长即宝鸡县的魏甲合、孙双钱、唐双魁。

在没有电灯、扩音设备和电声乐器的旧时代，造就一个秦腔名角是何等不易。旧戏台跟现代舞台相比，显得十分逼仄，主要受制于灯光和音响效果，戏台面积小，数盏汽灯即可照得通明，相对低矮狭小的场面，更容易将声音外扩。旧时戏台灯光为汽灯，民间有“背着油唱戏”的说法，意思是找上门赔着油钱倒贴唱戏，极具嘲讽之意。

相比演员上妆在舞台上表演之外，西府还有木偶戏和皮影戏。木偶在虢镇地界被称为“小戏”，也被称作“肘猴”，喻偶人如猴子般大小。有一副对联专为木偶戏而写，甚是传神：有几件衣裳，便在高台充汉子；无一丝血色，居然光棍顶人头。

皮影戏在民间颇受欢迎，一则戏台极其简易，一块亮子（影布），一盏大灯，数把凳子即可开演，二则三五个人，所有行头两个箱子即可尽收。皮影戏班人少，一人往往饰演数个角色，来回变着声音和调子以区分人物。皮影戏之所以在民间经久不衰，不光是价格便宜，小村小寨甚至家道殷实人家都能请得起，更重要的是皮影戏的对白和唱词用语更加随意，偶尔会有淫词滥调、粗鄙对白穿插其间，但其诙谐、逗趣的一面更为乡人所接受。当然，木偶戏和皮影戏与大戏相比，小戏表演得更卖力，同样的戏目，大戏唱一个时辰，小戏则用灵活的表现形式可演出达一个半时辰。

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自行车上插一个皮影的写戏人在乡间游走。写戏人多为班主，专门打听小村小庄子的小庙会，或者在夏收和秋收后软磨硬泡生产队长唱平安戏。皮影戏只在晚上演出，白日里唱些折子戏助兴，白天的折子戏以清唱为主，乡人谓之“干囋”。记忆中，我坐个小凳看过一场皮影戏，从大约七点半一直演到十一点。秋意渐浓的乡村空地上，琴鼓锣镲声此起彼伏，在寂寞的天空传响。戏班子五个人大多上了年纪，挑线者年逾六旬，却一人同时饰演两三个角色，有一位敲梆子的女人是个盲人，却把戏中的旦角唱得婉转清丽，让人叹服不已。那晚的戏目名叫《斩李广》，唱到动情处，台下好几位老人竟泪眼婆娑，真应了“看皮影流眼泪替古人操心”的俗语。令人动容自然有其道理，据说台面上的大戏，李广的唱词中仅有三十六哭，而在皮影戏中，三十六哭变成了七十二哭，秦腔善于表达的悲怆凄凉特点，在连续慢板的哭诉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虽然处于小小年纪、少不更事，但对忠臣良将被冤屈致死却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当然，所有的类似李广、韩信、岳飞等忠臣之死，总会有一名奸臣来背锅，似乎永远不干皇上的事情。皇上出来后，大不了用衣袖假装擦一擦眼泪，已经显得皇恩浩荡了。